我国古代学术的发展源远流长，在诸多学术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。这些成果的取得，显然与我国古代学者的学风端正有着直接关系。回顾我国古代端正学风的传统与方法，对于解决当下的学风不端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。

　　我国古代把学风端正视为学者的一种最基本的道德修养。早在先秦时代，孔子就对构成学术主体的士人提出了“行己有耻”、“言必信，行必果”的道德要求。宋代大文学家曾巩在一封写给欧阳修的信中说，没有道德修养是不可以作文的，“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，无以为也。”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站在严肃的学术立场上，把“行己有耻”提升为“圣人之道”，认为这是学者为人处世、治学立言的根本。与顾炎武同时代的另一位大思想家黄宗羲，晚年把自己一生的治学经验概括为七个字：“修德而后可讲学。”清乾嘉时期的杰出理论家章学诚在《文史通义》中特辟《史德》篇，讲“著书者之心术”，强调史家著史必须在才、学、识之外注重史德的修养，具备“善恶褒贬，务求公正”的品德。从先秦到晚清，我国古代学者的主流大都是道德修养比较高尚的人。

　　反对抄袭剽窃、掠人之美成为我国古代学术共同体的优良传统。春秋时期，人们就对夺取别人的功劳或荣誉归自己所有的行为不耻，《左传》就指出：“己恶而掠美为昏”。汉代学者已明确批判学士巴结权贵、慕名而盲从、是非不分的不正学风，仲长统在《昌言》中指斥天下学士有“三俗”、“三可贱”、“三奸”，其中“三奸”讲的就是学术上不懂装懂、抄袭剽窃的行为。他说，天下学士有三奸焉：实不知详不言，一也；窃他人之记以成己说，二也；受无名者移知者，三也。清代是我国古代学术发展的一个高峰，著述提倡独抒己见、反对蹈袭旧说成为学术共同体的共识。开清代朴学之风的顾炎武就旗帜鲜明地指出：“凡作书者，莫病乎其以前人之书改窜而为自作也。”“今代而著书之人几满天下，则有盗前人之书而为自作矣。”

　　在修德与倡导学术原创的精神指导下，各种以“俗学”为特征的不正之风受到学界有识之士的自觉抵制。根据张舜徽《清人文集别录》的论述，俗学可归为六类：一是空谈心性，治学流于空言；二是学以图利，科场取名；三是拘守旧说，不达时务；四是治学力争门户之见；五是浮夸不实，貌为高古；六是为文依循风气，识见囿于礼教旧俗。有清一代，能以具有创新意识的博通之学力辟俗学者，清初有朱鹤龄、梅文鼎、焦循等；乾嘉时期有陈昌齐、王念孙、王引之、孔广森等；嘉道以下则有何绍基、张文虎、陈澧、郑珍等。这些学者在端正学风上留下的学术见识值得我们珍视。

　　在端正学风的具体方法上，我国古代学术的发展传承了不少带有规范意义的学术准则。比如怀疑精神，孔子倡导的“多闻阙疑”、孟子倡导的“尽信书，则不如无书”早已家喻户晓。唐代杰出史学理论家刘知几就将这种怀疑精神直指儒家经典。清初学者方以智也打出治学的“尊疑”旗帜，受到梁启超的高度赞扬。又如尊重前贤的成果，这突出体现在我国古代学术中古典文献的注疏考释上。一个为人称道的实例就是唐朝的颜师古注班固《汉书》时，在《叙例》中明确提出“凡旧注是者，则无间然，具而存之，以示不隐”的原则，并依此收录了23位前人的注释，其中既有应劭、郭璞、崔浩这样的著名学者，也有像李斐、项昭那样不知道籍贯的人，甚至有像郑氏、臣瓒那样连姓名都不全的人，但他们的成果都得到了颜师古和后世学人的尊重。